理想的當代文學批評散文

　　聽說有這樣的醫(yī)生，對治病沒什么興趣，專長論文，雖醫(yī)道平平，論文卻接二連三地問世。無病之病，他們也接診病人，也查閱病歷，卻只挑選“有價值”的一類投以熱情。

　　據(jù)說那是為了科研。毫無疑問我們都應當擁護科研，似不該對其挑選心存疑怨。但是，他們的挑選標準卻又耐人尋味：遇尋常的病癥棄之，見疑難的病癥避之，如此淘汰之余才是其論文的對象。前者之棄固無可非議，科研嘛。但是后者之避呢，又當如何解釋？

　　要點在于，無論怎么解釋都已不妨礙其論文的出世了。

　　以上只是耳聞，我拿不出證據(jù)，也不通醫(yī)道。尤其讓我不敢輕信的原因是，“尋�！迸c“疑難”似有非此即彼的邏輯，棄避之余的第三種可能是什么呢？第三種熱情又是靠什么維系的？但如果注意到，不管是在什么領域，論文的數(shù)量都已大大超過了而且還在以更快的速度超過著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便又可信上述耳聞未必虛傳。于是想到：論文之先不一定都是科研的動機。論文也可以僅僅是一門手藝。

　　世上有各種手藝：燒陶、刻石、修腳、理發(fā)、釀酒、烹飪、制衣、編席……所以是手藝，在于那都是沿襲的技術，并無創(chuàng)見。一旦有了創(chuàng)見，大家就不再看那是手藝，而要贊嘆：這是學問！這是藝術��！手藝，可以因為創(chuàng)造之光的照耀，而成長為學問或藝術。反之，學問和藝術也可以熟諳成一門手藝。比如文學作品，乃至各類文章，常常也只能讀出些熟而生巧的功夫。

　　其實，天下論文總歸是兩類動機：其一可謂因病尋醫(yī)問藥；其二，是應景，無病呻吟。兩類動機都必散布于字里行間，是瞞不過讀者的。前一種，無論其成敗，總能見出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對陌生之域的驚訝、敬畏與探問。后一種呢，則先就要知難而避，然后駕輕車行熟路。然而，倘言詞太過庸常，立論太過淺顯，又怕輕薄了寫作的威儀，不由得便要去求助巧言、盛裝，甚至虎皮。

　　還以前述那類醫(yī)生作比——到底什么病癥才對他們“有價值”呢？不是需要醫(yī)治的一種，也不是值得研究的一種，而是便于構(gòu)筑不尋常之論文的那一種。方便又不尋常，這類好事不可能太多，但如果論文的`需求又太多太多呢？那就不難明白，何以不管在什么領域，都會有那么不尋常的自說自話了。它們在“尋�！迸c“疑難”之間開辟了第三種可能，在無病之地自行其樂。

　　“尋�！�，是已被榨干說盡的領域，是窮途，是一種限制�！耙呻y”尚為堅壁，或者說不定還是陷阱，是險徑，也是限制。而限制，恰恰是方便的天敵，何苦要與它過不去呢？（正像一句流行的口頭禪所勸導的：哥們兒你累不累？）所以要棄之與避之。這樣，方便就保住了，只缺著不尋常。然而不尋常還有什么不方便么？比如撒一泡曠古的長尿（聽說在所謂的“行為藝術”中出現(xiàn)過這類奇觀）。對于論文，方便而又不尋常的路在哪兒？在語言市場上的俏貨，在理論的疊床架屋并淺入深出，在主義的相互幫忙和邏輯的自我循環(huán)，在萬勿與實際相關，否則就難免又碰上活生生的堅壁或陷阱——勢必遭遇無情的詰問。所以，魔魔道道的第三種熱情，比如說，就像庸醫(yī)終于逃脫了患者的糾纏，去做無病的診治游戲，在自說自話中享受其論說的自由。

　　我沒說論文是這樣。我只是說有些論文是這樣，至少有些論文讓人相信論文可以是這樣：有富足的智力，有快樂的心理，惟不涉精神的疑難。其病何在？無病之病是也。

　　寫到這兒，我偶然從《華人文化世界》上讀到一篇題為“當代醫(yī)學的挑剔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位名叫圖姆斯的哲學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經(jīng)驗，寫了一本書：《病患的意義》。文中介紹的圖姆斯對現(xiàn)代醫(yī)學的“挑剔”，真是準確又簡潔地說出了我想說而無能說出的話。

　　在圖姆斯看來，現(xiàn)代醫(yī)學混淆了由醫(yī)生（客體）通過邏輯實證及理性建構(gòu)的醫(yī)學圖景與病患者（主體）親自體驗的異常豐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條理近乎機械、權(quán)威（不容懷疑）的“他們”的世界，后者是活鮮、豐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談論的、被研究的、被確認的客觀世界，后者是無言的體驗、或被打斷或被告知不合邏輯的、荒誕不經(jīng)的主觀世界。正是這一條條鴻溝，不僅帶來醫(yī)、患之間認識、情感、論理判斷及行為等方面的沖突，也使得醫(yī)學只配作為一堆“知識”、“信息”、“技術項目”，而不能嵌入生命與感情世界。為此，患者圖姆斯為現(xiàn)代醫(yī)學開出了藥方，一是建議醫(yī)學教育中重視醫(yī)學與文學的溝通，鼓勵醫(yī)科學生去閱讀敘述疾病過程與體驗的文學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體悟、理解各種非科學的疾患傾訴；二是親自去體驗疾病。古人“三折肱而為良醫(yī)”，圖姆斯的“折肱”卻為現(xiàn)代醫(yī)學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燒著的紅燭。

　　以上所錄圖姆斯對現(xiàn)代醫(yī)學的“挑剔”和藥方，我想也可以是照亮現(xiàn)代文學、藝術和評論之困境的紅燭吧。況且精神的病患甚于生理的病患，而生理病患的困苦終歸是要打擊到精神上來，才算圓滿了其魔鬼的勾當�！�—圖姆斯大約也正是基于這一點而希望醫(yī)學能與文學溝通的。

　　我記得，好像是前兩年得了諾貝爾獎的那個詩人帕斯說過：詩是對生活的糾正。我相信這是對詩性最恰切的總結(jié)。我們活著，本不需要詩。我們活著，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才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詩性并不是詩歌的專利，（有些號稱詩歌的東西，其中并無詩性），小說、散文、論文都應該有，都應該向詩性靠近，亦即向糾正生活靠近。而糾正生活，很可能不是像老師管教學生那樣給你一種紀律，倒更可能像似不諳世故的學生，捉來一個司空見慣卻曠古未解的疑問，令老師頭疼。這類疑問，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現(xiàn)實生活的某種沉疴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