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黃天蕩之戰(zhàn)有什么歷史意義
黃天蕩之戰(zhàn)是宋金戰(zhàn)爭的一個亮點。韓世忠以寡敵眾,主動出擊,僅8000宋軍,抗擊兀術金軍10萬人馬,打了一場漂亮的江防阻擊戰(zhàn),為南宋將領樹立了一個榜樣。雖然沒有全殲金軍,但宋軍以絕對劣勢兵力,使得占絕對優(yōu)勢的金軍在黃天蕩內外狼奔鼠突達40天之久,已是...
黃天蕩之戰(zhàn)是宋金戰(zhàn)爭的一個亮點。韓世忠以寡敵眾,主動出擊,僅8000宋軍,抗擊兀術金軍10萬人馬,打了一場漂亮的江防阻擊戰(zhàn),為南宋將領樹立了一個榜樣。雖然沒有全殲金軍,但宋軍以絕對劣勢兵力,使得占絕對優(yōu)勢的金軍在黃天蕩內外狼奔鼠突達40天之久,已是奇跡。
韓世忠先以神速奇兵奪取險要,繼之以逸待勞,出敵不意,兩次把兀術軍打得大敗而逃。這是南宋政權建立以來政府軍給金兵的第一次沉重打擊,振奮了南宋的軍心士氣。黃天蕩之戰(zhàn)前,金軍橫掃萬里河山,宋軍往往一觸即潰,戰(zhàn)斗力之弱簡直令人瞠目結舌。然而從黃天蕩之戰(zhàn)開始,金軍想要取得勝利,已經沒有宋金戰(zhàn)爭初期時那樣輕松了。金軍將帥如宗翰、宗望、兀術等,一直把“南朝無人”掛在嘴上,對宋軍藐視至極。黃天蕩內屢陷絕境的慘痛經歷,讓不可一世的金兀術一直心有余悸,以致回國后“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差點回不來了)”。
黃天蕩之役帶給金國的威懾力一直持續(xù)了幾十年,自此金兵不敢再輕易渡江南下,而把進攻重點轉向西線,與南宋爭奪川陜。
直到上世紀80年代,馬世誠才從他的上級張實杰那里了解到那次行軍被意外叫停的真實原因。“解放后,部隊的老戰(zhàn)士重新聚會,張將軍才告訴我們,當年,是潘漢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進言,認為1949年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當時美國執(zhí)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
“建國后,我們對外貿易基本上就是兩條腿,一條是對‘蘇新’(蘇聯(lián)和新民主主義國家)貿易,一條是對資貿易!苯▏笤诨浐jP任職的呂健行說,“前者以重工業(yè)貿易為主,出口機器和一些重工業(yè)材料,但蘇聯(lián)的重工業(yè)本身很發(fā)達,依靠這部分創(chuàng)收外匯很有限,因此實際上,后者在當時的背景下才顯得更為重要。通過廣州這個口岸,經港澳,出品土特產、食品是當時更重要的創(chuàng)匯渠道,盡管這些出口產品的單件價值不高,但數(shù)量很龐大。中國當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匯收入來自香港,而它們要全部經由廣州!眳谓⌒性诜磁蓵r代就是廣州海關一名官員,作為最早引進西方文官制度的海關系統(tǒng),1949年,在重慶海關轉正不久的呂健行剛被調到粵海關,新的時代就開始了。
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這個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國內的民間資本!吧虾、江浙一帶的官僚資本和市場游資大量南流,通過廣州,經香港流到境外!眳谓⌒谢貞,“當時‘申電’成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這種上海對廣州的電報匯款,實際上是把國內資金由舊政府的貨幣變成港幣后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場就地投機,或轉移至國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廣州的銀行、錢莊之間形成了復雜的三角套匯關系!苯夥藕螅@個通道的價值被新政權再度利用。
廣州解放入城式舉行的前一天,馬世誠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繼續(xù)從廣州向南出發(fā),收復香港、澳門,“我們走了三天時間,到了‘深圳河’,因為天熱,大家到那兒就都下河沖涼了!瘪R世誠回憶說,“就在這時候,部隊通訊官突然說上面有新命令,不讓繼續(xù)前進了。”
直到上世紀80年代,馬世誠才從他的上級張實杰那里了解到那次行軍被意外叫停的真實原因!敖夥藕螅筷牭睦蠎(zhàn)士重新聚會,張將軍才告訴我們,當年,是潘漢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進言,認為1949年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當時美國執(zhí)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唯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唯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于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這就等于把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
潘、廖二人的估計事后被證明十分準確,呂健行說:“因為香港轉口貿易的急劇萎縮,香港政府對禁運采取了兩面政策。它不斷頒布法令,擴大禁運范圍;但在美國的壓力稍微放松時,對商人申請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準出口。在對向中國內地非法買賣的管制方面,總的來說是時緊時松。因美國派人監(jiān)視,1952年夏管制較嚴。但到了年終,香港政府又想出辦法,工商管理處用出口禁運品可以不予存檔的辦法,來對付美國的監(jiān)視!薄斑@為內地開創(chuàng)了一條寶貴的貿易通道。除了像霍英東這樣的港澳華商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這些國家的商人也以港、澳為基地與中國內地進行公開或秘密的貿易。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也未完全禁絕,僅就美國官方1952年的統(tǒng)計,這一年美國從廣州口岸輸入中國的貨物就價值2770萬美元。”
這樣一來,廣州就成為中國政府獲取禁運物資和籌措外匯最重要的前沿陣地!盀榇送赓Q部專門在廣州設立了三局,就是對外貿易局,對進出口貿易實行全面管制。”呂健行回憶說,解放前廣州有大量的商人在從事外貿代理,對外貿易局的成立,通過“許可證制度”將私營外貿商人的自由市場時代終結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許可證,私營企業(yè)要么退出市場,要么掛靠在國有企業(yè)下面,委托進出口。”“到五十年代中期,廣州口岸對外貿易實際上已由多種經濟成分完全轉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廣州市內的外貿部屬下專業(yè)進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進出口貨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貿利潤!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兩個重要的貿易代理公司:華潤公司和五分行,華潤主要代理雜品、絲綢和一些輕工業(yè)品的出口,五分行負責食品、茶葉和其他土特產。長期擔任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張平回憶說:“華潤公司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從事經濟貿易工作的機構!薄叭A是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潤是潤無需無聲的潤,代表我們黨,就是說這個機構是我們黨辦的公司!薄盀榱舜蚱瀑Q易‘禁運’,華潤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運輸公司,取名‘興隆行’。興隆行有職員四名,任務是在港組織承運公司和人員,把我方的物資秘密運往澳門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負責把物資通過拱北運往內地,也把內地產品由同樣的渠道銷售出去。”
這幾家國營公司的第一要務就是創(chuàng)收外匯,用出口換進口!罢踔量梢圆挥嫵杀,允許公司在一定范圍內的浮虧!眳谓⌒姓f,“每個季度,華潤都要做一個收支表,超支過多的,政府負責平賬。實際上因為這樣的成本優(yōu)勢和壟斷國有公司的信譽,即使沒有‘許可證制度’約束,在這樣的非自由競爭狀態(tài)下,廣州和香港兩地的貿易老字號也很難維持生意,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和政府合作,當然獲利自然大不如從前。而國有公司可以借助他們過去在貿易上長期的私人關系!薄耙灿幸恍┥倘诉x擇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個香港商人就對我抱怨說,‘不干了,完全是在給華潤公司打工’!
出口的暢通,只是廣東作為貿易通道發(fā)揮作用的一個方面,而它的前提是,執(zhí)政者需要能夠極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組織貨源,確定物價。從這個角度來看,廣州所進行針對工商業(yè)的這場“社會主義改造”對國家的意義要比其他城市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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